由韓國高麗大學的崔溶澈和翰林大學高旼喜合譯的《紅樓夢》韓文新譯本即將面世，我因為有和高旼喜共事的經歷，所以對他們翻譯的甘苦，略知一二。崔溶澈翻譯前八十回，高旼喜接手後四十回。《紅樓夢》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有很大的差異。從風格上說，是把一種富有詩意的文本改變成了散文。通常認為，詩意的精深含蓄，會給翻譯增添不少難度。然而，對《紅樓夢》來說，後四十回的散文化，從文本的深度來說固然是不夠的，但作者卻在廣度上加以拓展了。他不但有意要把當時的諸如占卜、琴藝、酒令或者時藝等各種文化習俗引用進來，而且，前八十回進入正題後，基本局限於賈府乃至大觀園的那種空間格局也被打破，以前很少提及的賈政在外為官的情形，也得到了較為詳細的刻畫。這種生活與知識的廣度，對一個外國翻譯者來說，同樣是一種不小的挑戰。
崔溶澈和高旼喜都是韓國研究紅樓夢的著名學者。他們對文本的理解有不少個人心得。所以，把自己的理解融會進譯本，使得翻譯，已經不是一種不同語種的替換，而是一種再解讀。譯者之於作者，在默默中，在遠隔兩百多年的時間裡，在不同的民族間，構成一種獨特的對話。這種對話的方式，雖然與清代的評點式對話差異甚大，但精神卻一脈貫通。由於文化習俗的差異，翻譯時，不得不加上許多注釋。比如賈寶玉叫喚丫鬟，經常是姐姐妹妹的不離口，但是在韓國的歷史上，卻從來沒有一個主人用這樣的稱呼來叫一個女佣的姑娘的。又比如書中寫那些僕婦站在屋內的地上時，又讓翻譯者犯了難。因為以往的韓國，地面、地上都是指屋外，進屋就脫鞋，如同暖炕似的，不用地面、地上這樣的詞，如果直譯，肯定會讓讀者誤會那些僕婦統統是侍立在屋外，這裡是不是應該添一個注釋呢？又如，中國用煙桿抽煙者，煙袋和煙桿是掛在一起的，所以請別人抽煙，“遞一杆煙”和“遞一袋煙”並無區別；但韓國的煙桿和煙袋是分離的，煙袋不會吊在煙桿上，如果把書中的“遞一袋煙”直譯的話，顯然會讓韓國讀者感到疑惑。在《紅樓夢》第99回，寫賈政出衙門拜客，裡頭吩咐出去，道是“打點已經三下了，大堂上沒有接鼓”。這“打點”究竟是用怎樣的器具？三下的間隔到底有多久？譯者似乎非要把它搞清楚，才敢放心落筆翻譯。慚愧的是，我雖然研讀《紅樓夢》多年，類似的許多問題卻是習而不察，輕易就讓它在眼皮底下滑過去的。
而當由於兩種民族語言表達的差異，使得翻譯不得不改變作者的原意時，譯者如同愧對作者似的既痛苦又無奈。《紅樓夢》的後四十回雖然遭到頗多紅學家的批評，但是，在第98回，有關黛玉彌留之際的描寫，還是得到不少學者的認同。特別是寫黛玉咽氣前的那直聲叫喚：“寶玉，寶玉，你好～”那種突然中斷的處理方式，顯示了作者相當的藝術匠心。而也正是這沒有說完的“你好～”中，給讀者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間。但是，當把這斷裂的句子翻譯成韓文時，其關於人的稱謂“你”，不得不把言說者的褒貶態度明示出來，哪怕不把“好”字翻譯出來，也是如此。於是，要在是褒還是貶的感情色彩用語中做出選擇，要在翻譯中，把這一想像的空間予以壓縮，成了讓譯者感到非常困惑且痛苦的一個問題。然而，他們卻沒有因此而氣餒。一方面，他們力圖在字斟句酌中，把原作的精神在另一種語言中傳遞出來；同時，他們也相信，即便是不得已有所改變，那也起碼反映了譯者對原作的一種獨特的對話式的理解，並構成理解《紅樓夢》這部偉大作品的一個獨特視角。
文章來源：碩博翻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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