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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正本清源、求同存異的所謂“中日知識共同體”的學術討論專案,產生了超越國境的“輻射”效應。正如在日本國內,該學術項目被稱為“知的共同運動”一樣,儘管實際參與其中的知識份子人數有限,但由於彼時中日兩國各自的國內情勢、中日關係的緊張狀況,尤其是兩國知識份子指向性異常明確的問題意識,再加上日本政府國際交流基金會連續6年的學術資助,使該專案的影響大大溢出了學術的邊界,大量日文翻譯中國古代經典文獻,事實上演變為一場知識運動。

 

回過頭來看,這場知識運動在展開的過程中,也呈露了中日兩國因不同的歷史文化和社會發展水準而形成的對某些重要命題的認識落差。 “知識人”是一個在日本戰後歷次社運和知識風潮中早已“死語化”的名詞,被稱為“知識人”有種造作感,令人臉熱心跳,遑論“使命感”。尤其對年輕學者來說,自詡“知識人”,無異於“假大空”,有種置身於特權階層的虛幻感,他們寧願稱自己為“庶民”(日文,小老百姓之意)。可另一方面,站在中方的立場,從中國文化傳統的語境出發,說自己不是“知識人”(或“知識份子”),便等於放棄對現狀的社會與政治的責任。最終還是日方妥協,接受了所謂“知識人的使命感”的命題。儘管自我感覺有些“浮”,但確乎更契合該學術專案深層所暗含的問題意識。

 

但既然是一場知識運動,必然有過於精英化的問題,難以真正“掌握群眾”。別說群眾了,甚至連知識精英以外的精英也未必“掌握”。日文翻譯大量經典是一個系統工程,非一朝一夕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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