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作為文化植入方式之一，在近代西學東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整個近代西學東漸的歷程以甲午中日戰爭為分界線，可以劃分為兩個具有不同特點的階段：甲午中日戰爭前，西學傳播以西書中譯為主；甲午中日戰爭以後，越來越多的 中國 知識份子比較注重日文中譯，並逐漸形成西學傳播以日文翻譯為主的局面。本文擬就清末民初西學傳播與日文中譯的有關 問題 作一論述。
在甲午中日戰爭以前利用西書中譯傳播西學，沒有使清政府走上“中興”之路。對前期西學傳播的有關問題進行反思和檢討，以利於更好地使西學傳播為我所用，成為甲午戰後知識界關注的一個新問題。這時，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代表的新興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認識到，在甲午戰後國家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要救亡圖存、使國家強大，就必須選擇符合新興資產階級鬥爭需要的新式西學加以汲取。於是，知識界以甲午戰爭前西學傳播的失敗為教訓，借鑒近代日本成功汲取西學而強大的經驗，確定了未來西學傳播要 學習 和借鑒東鄰日本傳播西學的經驗和成果、從日本轉販西學的新的模式。
日本從學習“蘭學”開始，對西學進行了學習和模仿。早期在日本傳播的近代西學被稱為“蘭學”。1720年，日本德川幕府 時代 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下令“弛禁”。此前，荷蘭是和日本惟一有貿易關係的國家，西方文明的資訊是由荷蘭人傳播而來的，所以把西洋學問一般稱之為“蘭學”。1774年，荷蘭語版人體解剖學著作《解體新書》被譯成日文，標誌著“蘭學”在日本的形成。隨著時代的 發展 ，蘭學家們對西學的認識和傳播也表現出一定的局限性。明治時代，以橫井小楠、橋本佐內為代表的洋學家們，在思想上主張“以夷之術防夷”、“東洋道德西洋藝”，在傳播西學方面注重翻譯技藝方面的西書。至19世紀20-30年代，以家西周、福澤諭吉、加藤弘之為代表的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主張自由平等的 政治 思想原則。在此思想原則的 影響 下，近代西學的傳播開始注重適應日本國情和時務的時政方面西書，成功地把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近代 自然 科學 、 社會 科學，甚至連西方的生活文化，都成功地服務於自己的近代化建設需要。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近代化經營，日本終於成為亞洲強國，並在甲午中日戰爭中戰勝清政府。
甲午中日戰爭的戰敗，對中國資產階級維新派思想家心理上震動最大。早在戊戌維新前夕，作為資產階級維新派思想家的這一思想群體已經明確意識到並提出了要維新只有學習外國的經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 現代 國家。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在當時的 歷史 條件下把目光轉向日本也是比較現實的。因為中國人本來就對西文比較陌生，要人人都學習西文是不可能的，而如西方傳教士所宣揚的西書、西文在19世紀末通行世界的說法也是不切實際的。而要等到中國人學好西文之後，再去翻譯西書接受西學，又是與急於為變法維新服務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的宗旨不相適應的。時勢的發展迫切需要找到一種傳播西學的捷徑。洋務運動時期中國翻譯的西學書籍多不是切合時務的圖書，康有為論述上海製造局及天津、福建、廣州所譯西書，“其途至難，成書至少；既無通學以主持之，皆譯農、工、兵至舊非要之書，不足以發人士之通識也。徒費歲月，糜鉅款而已”。與日本進行對比，日本原來也是一個閉關鎖國的國家，它能夠在甲午戰爭中取勝，在於它早變法、早一步學習西方政治、工藝、文學等知識，“早譯其書而善其治，是以有今日之強。吾今自救之圖豈有異術哉，亦亟變法，亟派遊學，以學歐美之政治、工藝、文學、知識，大譯其書以善其治，則以吾國之大，人民之多，其易致治，強可速倍過於日本也”。因此，以日本學習的態度，借鑒它汲取西學翻譯西書的成功之處，提倡日文中譯，不僅可使落後的中國免去直接接觸西文書籍的繁瑣，節省了對西書篩選的手續，而且還可加快傳播西學的速度。就連清政府官僚張之洞也在其《勸學篇》中指出：“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在《勸學篇》中亦大力提倡東書之益：“大率商賈市井， 英文 之用多；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經於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可見，甲午中日戰爭後不論是資產階級維新派，還是清政府官僚，都認識到取經東洋、日文翻譯西書是一種省工省時省費的捷徑。
文章來源：碩博翻譯公司 碩博翻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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